吐峪沟石窟：火焰山中（多）“藏经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6.8.3总第124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几乎没有一块壁画是完整的，尤其是佛像脸，要么被铲掉，要么被戳坏，有些双目被精准地戳中，伤痕累累。这里是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鄯善县。

　　石窟里壁画保存得不多，人为破坏和外国探险家的掠夺，让它们所剩无几。但残留的壁画和出土文书，依然拼凑出一个消失的西域世界。

　　在盛夏，如果你从火焰山832米的最高峰俯瞰，会看到脚下缠绕着一条绿色“河流”。“河流”里芦苇青翠，给山脉带来清凉。正是这片罕见的绿意，滋养出吐峪沟石窟。

　　现存的一百多个洞窟，建在峡谷东西两侧山崖之上。吐峪沟石窟开凿于5世纪，14世纪废弃，绵延千年之久。“吐峪沟石窟是古代吐鲁番地区营建规模最大、洞窟数量最多、洞窟类型多样、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石窟寺遗址群。”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座并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山，为什么竟被选作修行之地？难道是艰苦之地更容易抵达佛？

　　20世纪，新疆考古学家王炳华来到这里，颇为感慨地说，“它已被大多数人遗忘，失落在了人们记忆的尘埃之中”，研究新疆佛教和艺术史的学者，还希望有幸一睹真实面目。

　　所幸，从2010年开始的持续考古发掘，让吐峪沟石窟在物理时空和历史时空中的真实面目都逐渐清晰。

　　飞鸟千里不敢来

　　吐峪沟石窟在吐鲁番市东部约50公里，沿火焰山脚而行。那个著名的测地表温度的“金箍棒”温度计，就显眼地立在路边。火焰山传统项目“沙子烤鸡蛋”至今都是热门打卡项目，展示着温度造就的奇观。

　　夏天，火焰山40多度是常态，从车上走下来，一股热风会让人窒息。然而7月16日，记者走进吐峪沟的这天，浓云阻隔着烈日，竟然落下了雨点。但几乎没人撑开伞，雨点入地就蒸发了。在吐鲁番，这雨不算小了，整个夏天不会超过十次。

　　吐峪沟峡谷坐落在火焰山中段，绵延12公里，从北向南将火焰山纵向切开。东西两侧红色山崖上，洞窟群遥遥相对。砂岩质的崖体上，风沙和地震留下深深的刻痕。很多洞窟已经无路抵达，被鸽子占为巢穴，它们像岩羊一样挂在洞口。“每到傍晚的某个时刻，鸽子们会成群起飞，非常有灵性。”高晓丽说道。

　　高晓丽2025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文博专业毕业后，进入吐鲁番市文物局工作。站在沟底，她指向高处的一个洞窟。洞窟孤悬崖壁，洞外只有一块薄薄的崖体可以下脚，下方是数百米的深渊。“为了进那个洞，费了很大劲，都没有拴安全绳的地方。只能找一根棍子，极其小心地爬进去。”她说。

　　遗址考古已经告一段落，但资料整理和报告撰写尚需时日，高晓丽的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参与考古报告编写。为此，她需要再次进入每个洞窟，拍照、画图，记录基本信息。还有一些损坏更严重的洞窟，如今只能遥望，无法涉足。

　　抵达石窟，要先经过麻扎村——“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落”之一。而去年“五一”才开放的吐峪沟石窟，只是游客参观麻扎村之余顺便打卡的地方。一位游客走进棚子看了一眼，脱口而出：“这有什么看头？没啥东西啊！”棚里只是一些土墙和土墩。展牌上写着：丁谷寺遗址。这是古代西域的著名佛寺。

　　历史记载中的吐峪沟石窟，宛如仙境。敦煌莫高窟中，保存着一件唐代《西州图经》残本，提到“丁谷窟”，称其“寺基依山构”，“上则危峰迢滞，下则轻流潺湲，实仙居之胜地”。丁谷窟即为吐峪沟石窟。残本记载，丁谷窟“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如今俯瞰沟底翠绿的芦苇河道，以及一处处寺院遗迹，依稀能想见往日景象。

　　唐代文献没有记载丁谷窟的酷热，而边塞诗人岑参补充了这个信息。天宝年间，岑参是名将封常清的判官，当时封常清独掌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主持西域军务，而西州位于交通要道。诗人随主帅往返于北庭与安西之间，亲眼见证了大唐西域最后一位统帅的奔忙身影。

　　行旅之中，火焰山的酷热给岑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写下多首惊叹之诗，例如：“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主帅封常清与吐峪沟的关联，比岑参的诗更深远。一千多年后，他的名字将从石窟的废墟里重新浮现。

　　谁在火焰山里凿石窟

　　你可能没听说过吐峪沟，但你可能听说过麹文泰；如果你不知道麹文泰，你一定也知道玄奘。他们都跟吐峪沟有关。

　　吐鲁番市往东，火焰山、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几大景点连成一线，当地司机会推荐你用一天时间游玩。这些景区都与西域古国高昌紧密相关，麹文泰就是高昌国王。

　　1986版《西游记》中火焰山的戏份，就在高昌故城取景，剧中百姓靠在佛寺遗址墙角喘息。40年过去，那处遗址几乎没有改变，夯土建筑在干燥气候中得以延寿。

　　高昌建城始于西汉屯田，魏晋时期属于凉州政权，5世纪独立建国。当时，北凉政权撤出河西，西迁至吐鲁番，在高昌城落脚后，开始在吐峪沟开凿石窟。石窟出土的“沮渠安周造寺碑”，记载了这段历史。

　　几十年后，城头变换大王旗，麹嘉被拥立为王，建立麹氏高昌国，进入强盛期。麹氏王国也将佛教立为国教。629年，国王麹文泰听说有位来自东土大唐的高僧即将到达伊吾(今哈密)，立即派人迎接，盛邀至高昌讲经。

　　这位高僧就是玄奘法师。麹文泰百般挽留，玄奘绝食以明志，最终两人结拜成兄弟，约定待玄奘取经回来，在高昌停留三年，接受供养。玄奘出发时，麹文泰赠予黄金百两、银钱三万枚、骏马三十匹，以及几十个侍从、仆役等，并写下24封国书致沿线诸国。高昌的鼎力资助，让玄奘从此踏上坦途。

　　那时，吐峪沟石窟正是高昌国的王家石窟，王族成员亲自督造佛像、开凿洞窟，大量僧人络绎不绝。石窟与高昌国同步进入繁盛期。高昌国对丁谷寺的重视，刻在石上，也写在纸上，出土文献留下了不少记录。比如，麹氏高昌国王曾亲自书写《金光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佛经，供养于丁谷寺。

　　考古发掘也还原了这一时期的石窟扩建过程。在6世纪末7世纪初的麹氏高昌时期，西区高台营建了一处规模宏大、布局规整的独立窟院。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规模较大的新型洞窟——讲堂窟，适合多人集会、高僧讲经等活动。玄奘或许也曾来过这里讲经。

　　“除了接受高昌城统治阶层和民众的供养外，这里更是吐鲁番地区僧人禅修和结夏安居的场所，甚至吐鲁番盆地以外的僧人，都前往吐峪沟巡礼或修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付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吐峪沟石窟群里并非始终只有佛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也曾在此停留。在壁画和文书中，今天人们仍能看到多种宗教传播过的痕迹。

　　在沟西区的66号窟，走入主室门道，可以看见门道两壁各绘有一幅天神壁画。天神双手托着盘子，盘中有火焰宝珠、如意、甜瓜，一只黄犬匍匐在身后。“这是2016年发现的一个窟，国外探险家也没有发掘过，保存得比较好，画的其实就是非佛教内容。”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说。

　　起初，对于这两幅天神像的身份，研究者也不太清楚，后来发现其原型应该来自祆教神祇。祆教崇拜火，从古代波斯和中亚传入中国。祆教与摩尼教、景教，这三种宗教都在吐峪沟留下过痕迹。

　　安史之乱后，唐朝逐渐失去对西州的控制，吐蕃与回鹘先后占据高昌城。9世纪西州回鹘政权建立，13世纪归附蒙古，14世纪高昌城毁于战火。而吐峪沟石窟也在政权更迭中逐渐荒废。

　　拂去六百年的尘埃

　　30多年前，新疆考古学家王炳华走进吐峪沟村时，嬉戏玩耍的小男孩，好奇地尾随在他后面，眼睛里流露出疑惑和畏怯。而今天，疑惑与畏怯早就从当地人的眼神中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司空见惯的自在和招徕生意的热情。

　　王炳华来此就是为了寻找石窟，古代的路已无迹可寻，他在碎石乱草之中跋涉，最终数出46个洞窟。地上到处都有碎石瓦砾的堆积，因为这里位于地震带，很多洞窟已被地震毁坏，被碎石掩埋。

　　长久未受到保护的洞窟，已经面临严重险情，地质条件、气候及人为破坏等多重因素叠加。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等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启动保护性发掘。经历十余年持续发掘，石窟编号增加到157个，以及地面寺院3座、佛塔9座。考古队还发现了1.5万余件文书残片，以及壁画、纺织品、木器、铜器、铁器、石器、植物遗存等大量文物。

　　被弃用600余年后，吐峪沟石窟逐渐拂去尘埃，展现出真实面目。2025年5月1日，火焰山深处的吐峪沟石窟正式对外开放，首批开放五座洞窟及沟东区北部石窟寺，每天限流300人。

　　这些洞窟依山而建，依稀能见到窟前建筑遗迹，但都已损毁，只留下黄土的残垣断壁。在东区北部的崖面上，36、37、38窟保存较为完整，构成了一组特殊的“品”字形洞窟组合，共用一个前室。三窟同时规划设计、同时营建，十分特殊。

　　“僧人修行时，这三个窟是要一起使用的。”高晓丽站在前室说道，“僧人参观学习有固定的顺序：先看36窟，然后是38窟，最后进37窟。”

　　36窟在左手边，规模最小，僧人绕中心立柱右旋，观看四壁本生故事，复习释迦牟尼从出生到涅槃的一生。这是序曲。出36窟，转入对面的38窟，绕行四圈，根据壁画中的图像顺序，完成对佛一生的观看、对世间之苦的观想、对极乐净土的观照，最后进入窟内的五个小禅室入定修行。最后一站，是规模最大的37窟，每面壁画的中轴线，交汇于顶部窟心。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夏立栋研究认为，窟心的交汇点形成视觉焦点，禅僧跪于此处，头顶华盖，在诸佛共同注视下汇报成果。这是终章。

　　夏立栋说，三窟以空间秩序规定仪式行为，是研究石窟功能与仪式联动的典型案例。那时的僧人，便在三窟之间循环往复，刻苦修行。

　　除了对这些洞窟的重新发现和解读，考古中还有一类数量庞大而珍贵的出土物——历代文书。文书残片散落在各处，洞窟地下、洞外废墟、垃圾堆，甚至厕所遗址……历代的风将它们吹得到处都是，考古过程中，地层之下随时都有惊喜。

　　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吐鲁番学与敦煌学并重，正是因为吐鲁番盆地保有的大量西域文献，与敦煌文献一样意义非凡。而吐峪沟至今出土的1.5万件文书残卷，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学术潜力巨大，陈爱峰称其为“一座延绵千年的文书博物馆”。

　　西域秘史在残卷中复活

　　每一件新的出土文书，或许都记录着前所未见的历史信息。

　　比如，吐峪沟文书中有大量练字的残片，抄写的是《千字文》《兰亭集序》等汉文经典。学生用中原经典习字，陈爱峰说，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儒家思想，在吐鲁番地区得到了有效推行。最近，研究者们又发现了一件重要的文书残片，是早已失传的《汉书》音义本，这是此前未见记载的版本。

　　“以前阿斯塔那墓葬的出土文书，主要是唐早期到中期的，吐峪沟有大量的唐代中晚期材料，正好补上这一段。”陈爱峰说，这批文书有望还原安史之乱后吐鲁番社会的真实运作，官府怎么管理，边疆如何治理，僧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当高昌城从唐朝版图剥离，其后的几百年历史，长期是一团迷雾。“回鹘人在这里生活过长达600余年，大致相当于晚唐至明初，但传世文献记载相当零散和有限，导致人们对这段历史缺乏认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付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付马第一次来到吐峪沟石窟，是2012年，那时他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吐峪沟遗址是一个历时千年层累的堆积，时间最终凝固在佛教衰亡、寺院荒废的那一刻。”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当时的感触。

　　那时他已经开始学习回鹘语文，后来以西州回鹘王朝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唐西州时代终结后，高昌城的主人，就是西州回鹘王朝。

　　吐峪沟文书成为重建这段历史的重要依凭。“吐峪沟文书的首要价值，是展现了当地佛教社会从高昌国一直到蒙古统治时期将近1000年中，其历史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的日常生活场景。”付马说，除了使用本族的回鹘语文外，汉文也同样为回鹘人使用，乃至这里出土的其他语言文书，绝大多数也可以断代到回鹘时期。

　　今年，付马与合作者最新刊布了三件回鹘语文书，内容是摩尼教团所收到官文书和书信。“这些文书的出土地点，在不同的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说明回鹘时期这里一度被摩尼教团所占据，是此前并不了解的情况。”他说。

　　这些出土文书是系统性考古发掘所得，精确出土地点与层位有完整记录。付马说，出土文本信息能够与考古学资料紧密结合、相互印证，相较于早年西方探险队所获取的文书，具备更加丰富的研究价值。

　　2025年，《吐峪沟石窟出土文书整理与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文献整理的第一步，是清理、录文、定名、标点，目前已初步清理了将近一万件。这只是开始，此后还要缀合、编连、断代、定名、注释、解题等。

　　上半年，陈爱峰专程去武汉大学待了一周，与专家一起研究这些文书，今年还要去一趟北京大学，跟专家们把重点文献“再过一遍”。陈爱峰说，整个项目至少要持续十年左右。

　　绝命书与未完成的约定

　　与敦煌藏经洞一样，吐峪沟文书以宗教经卷为主，但也有数百件记载世俗生活的文献。这些残卷中，有一件《封常清谢死表闻》残片，不起眼地混在佛经里，但陈爱峰认为，它的意义特别重大。

　　安史之乱爆发后，封常清奉命东征，兵败洛阳，与高仙芝退守潼关，被唐玄宗下令处死。临刑前，他写下谢死表，甘愿受死，恳切地表达了一片忠心。这篇《封常清谢死表闻》，在唐末是一篇流传于世的名文。

　　此文在后世失传，直到20世纪，敦煌藏经洞中发现其抄本，署名张议潮，时年十七岁。这份文书现藏于法国。封常清在表中写道：“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

　　安史之乱后，吐蕃切断河西走廊，敦煌与西域孤悬塞外。张议潮出生时，敦煌已陷落吐蕃三十余年，他从小“志在收复”，封常清或许就是少年张议潮的榜样。数十年后，张议潮率军收复河西十一州，重归唐朝版图。

　　一篇文章，从长安到敦煌，经敦煌至西域，众人传抄，成为流动的精神之河。安史之乱后，北庭、安西成为“飞地”，但仍在苦苦坚守，西州最终成为唐朝在西域的最后一座堡垒。“将士们不仅物质匮乏，精神上也需要激励，《封常清谢死表闻》当时应该就起到了激励作用。”陈爱峰说，“这篇表闻写得特别好，不亚于诸葛亮的《出师表》。”

　　吐峪沟出土的另一件重要文献，是一页《大唐西域记》残本。

　　离开高昌十多年后，玄奘从天竺启程东归。到达于阗(今和田)时，玄奘才得知，因为麹文泰联合西突厥反抗唐朝，高昌已被唐朝覆灭，麹文泰惊惧而死。约定无法践行，玄奘遂改道回长安。

　　1981年，吐峪沟石窟出土了一页《大唐西域记》残本，这是迄今发现的《大唐西域记》最早写本。学者认为，文书来自内地，可能是玄奘亲自赠送。而将其带回西域的人，或许就是麹文泰之子麹智湛。麹智湛受封于唐朝，后又被任为西州刺史，返回故乡。

　　麹文泰去世后，玄奘还与其后人保持联系，可见他对麹氏的情谊。但在当时，这份情谊只能掩藏，因为麹文泰是唐朝的叛乱者。也因此，玄奘回到长安后，在《大唐西域记》的进表及其他场合，都表示西行仰赖大唐，没有一句谈到麹文泰。

　　“玄奘把麹文泰忘了吗？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说，玄奘与麹文泰的交往，以及麹对西行的资助，详细记载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这部传记由玄奘口述，弟子撰写，甚至将玄奘给麹文泰的谢启这样的文书都全文照录，不能不说，这是玄奘有意所为。他的感恩和怀念，已经灌注在这本传记中。

　　“每与弟子谈及西域之行，玄奘与麹文泰的感激就溢于言表，终于有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诞生。”孟宪实说，“麹文泰是雪中送炭，唐太宗是锦上添花。麹文泰与玄奘的故事，堪称丝绸之路上的一段历史佳话。”

　　麹智湛将《大唐西域记》带回高昌后，供奉在丁谷寺，保存了千年之久的这一页残卷，背后是如此生动而深厚的情谊。

　　伤痕、守护与想象

　　敦煌藏经洞的故事，在吐峪沟也发生过。

　　自19世纪中叶起，吐峪沟石窟与同在火焰山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就引起了外国探险家的兴趣。1877年，俄国植物学家雷格尔率先到此调查测绘，此后，德国人来了，日本人和英国人也来了，各自装走了文书、割走了壁画，运走了一箱又一箱。

　　1902年至1914年间，德国“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进入吐鲁番。在吐峪沟东部一个洞窟里，探险家勒柯克发现里面堆满了文书经卷。他推测那是一个类似敦煌藏经洞的窟室，一次就拿走了两口袋。“那个洞窟现在已经空了，对普通游客来说，没什么观赏性，也没什么壁画。”陈爱峰说。

　　流失海外的吐峪沟文书，如今主要收藏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和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2016年，陈爱峰曾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访问了三个月，调查流失海外的吐鲁番文物。那个博物馆收藏的纺织品、绘画、木器、铜器等，大多来自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的盗掘。

　　“关于吐峪沟遗址出土非汉文文书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国外学者手中。”陈爱峰说，德国甚至成立过专门的吐鲁番学研究所，“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多，但人手太缺了，做不过来”。

　　同样严重的破坏，来自自然灾害。

　　1916年，吐鲁番地区发生大地震，大量吐峪沟石窟顷刻间灰飞烟灭，随着山体彻底消失。1905年，勒柯克还曾在这里见过一座紧紧依附于岩壁的佛寺，这次地震后完全摧毁。吐峪沟位于地震带上，历次地震一次次摇撼着峭壁上的石窟。

　　新中国成立后，曾于1952年、1961年两次组织专家到吐峪沟考察，但此后数十年几乎没有更多关注。变化始于2009年，国家累计投入7135万元用于吐峪沟石窟崖体加固等10项工程，2025年新增588万元用于重点洞窟修复。

　　在这些开放的洞窟背后，需要更漫长的日常守护。

　　每天晚上，文保人员在山上的遗址区值班。麻扎村在山前，值班宿舍的临时板房在后山。周五和周六，是高晓丽值班的日子。独自值班的夜晚，四周一片死寂，听到风声，常有一阵恐惧袭来，她担心是野狼。“后来他们说这边根本没有狼，因为山上太荒了，狼没什么吃的。”她笑道。

　　这片峡谷曾因高僧大德而令人向往。千年之前，僧人在窄小的禅修窟内静坐修行。千年以后，文保人在窄小的板房里，独自面对夜晚。有时，高晓丽会夜巡石窟，瞥见火焰山上干净的星空，那是古人看过的同一片夜空吗？

　　每一次亲临吐峪沟，付马都会产生新的历史想象。他说，正是这些新史料，为学者构建多层次的复杂历史想象提供了抓手。

　　“我们的研究，是从出土的残篇断简中尽量拼合出不同历史断面的图景，根据不同的研究材料想象出多种历史场景。”他说，“我可以想象唐西州与回鹘易代之际，佛教社会面对回鹘摩尼教团侵入时的惶恐；可以想象随着回鹘统治者和民众浸染佛教，吐峪沟佛教达到伽蓝密布、香火兴旺的鼎盛之景；亦可以通过晚期游方僧人在大寺讲堂留下题记，想象后来社会凋敝、佛教衰微的苍凉之景。”

　　文物保护者与学术研究者，共同唤醒着这座沉睡的石窟。

　　参考资料：孟宪实：《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使者·绢马·体制》；付马：《唐元之间的西域与丝绸之路历史研究》；夏立栋：《石窟空间与仪式秩序：重建吐峪沟东区第30—32窟禅观程序》，《故宫博物院院刊》；刘韬、夏立栋：《佛窟中的祆神——吐峪沟西区中部回鹘佛寺壁画“四臂女神”图像与样式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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